作者：YQY
长征，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壮举，也是一个充满了复杂性、偶然性甚至戏剧性的过程。这是因为：几个原来基本上没有真正的统属关系的部队，会从四面八方走到陕北那样一个地方，其中自然也会有着种种复杂的因素。这里需要说一说的，是鄂豫皖苏区的红二十八军一次未成行的“小长征”（习惯上人们把没有爬雪山、过草地的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叫做“小长征”，红二十八军当时是要找红二十五军，故借此名称之），就是一个颇值得研究的偶然性事件。
一、红二十八军为什么决定也要去陕西？
年5月，刚刚经历过桃岭战斗、歼灭了前身为“北伐钢军”的国民党二十五路军两个营的红二十八军，正处士气旺盛时期，但军政委高敬亭，突然在皖西召开了一个黄尾河会议，决定要根据当时得知的情况，离开鄂豫皖去陕西寻找红二十五军。并且说干就干，将全军部队余人集中起来，越过平汉铁路，踏上了红二十五军西去陕南的道路。也就是说，如果红二十八军能达成此次行动，中国就有了第五支长征部队，使本来就令人眼花缭乱的长征史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但这次“小长征”却最终未能成行。对此，在红二十八军战史中有过一段叙述，目前还健在、并参加过这次行动的老红军战士朱国栋老人，在纪念长征70周年时，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发表于《炎黄春秋》年第一期，详细介绍了这次未成行的小长征的经过（见本文《附录》）。但是，当时为什么会决定此次行动？战史和老人们的回忆录中均未多言。其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现在分析起来，可能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1）省委给高敬亭的指示含糊不清。以吴焕先为首的鄂豫皖省委决定长征时，走得比较匆忙，于是，在给未能随行的省委常委的高敬亭的指示中，也就出现了一个很关键的“含糊”之处：既然要求高成立红二十八军坚持大别山，那么，为什么不重新任命以高为领导的新的鄂豫皖省委？这一点，熟悉红二十五军史的人都知道，是因为该军只是按照中央指示行事，他们自己本身就不清楚未来的战略动向。这样一来，省委给高的指示中，似乎就隐含了这样一个意思：高敬亭还是属于原来的鄂豫皖省委，红二十八军还是像原来一样属于“二十五军系统”。在此种含糊不清的指示下，高自然会认为自己还是鄂豫皖省委下的一名常委，所以选择去寻找省委和主力部队，也就有了一个最重要的合理性。
2）高敬亭当时还没有独当一面的全面政治、军事经验。高虽然是年参加革命的老人，但他在鄂豫皖苏区，毕竟还不属于“领袖级”的人物，他既不像徐海东那样，是黄麻起义时期的“老资格”，有过实际的“领袖”经验；也不像吴焕先那样，长期担任军一级的当时的“最高级”军事领导，高一直担任的是县委书记、道委书记、省委常委、师政委这类有上级领导的职务（尽管有些职务还属于“高级干部”），所以他当时还缺乏完全独立地领导一个地区的政治、军事经验。因此，在独立领导鄂豫皖苏区的开始一个阶段，他自然会缺乏自信，寻找主力部队的愿望也就会比较强一些。
3）红二十八军是红二十五军的“附属部队”，多数指战员有回归主力部队的愿望。熟悉鄂豫皖苏区战争史的人都知道，最初的“红二十八军”，其实是红二十五军时期的一支附属部队，曾多次建立，又多次被编入红二十五军。而红二十五军离去后，红二十八军的82师人数很少（余人），高敬亭在不知情下，将之与红二十五军的掩护部队等，合编为“团”，这个番号实际上是73师的第二团，可见，其习惯上还是将自己列为二十五军序列。值得一提的是：红二十五军时期的鄂豫皖苏区的两个军三个师，一共有六名师级领导干部（73、74师的师长政委梁从学、姚志修、丁少卿、高敬亭，82师的师长政委林维先、方永乐），由于各种原因，离去时居然给红二十八军留下了5位。这里还有一件趣事：年11月红二十五军长征时，只编了、、和手枪团，与高不知其离去时编的团未重编制。到陕北后，又编了一个“陕北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政委宋任穷），但这支部队只编过、、三个属于“84师系列”的团，从未用过“鄂豫皖红二十八军”使用过的、、等几个属于“82师系列”的团的番号。可见，这两支部队渊源之深。所以，留下的指战员们希望“回归老部队”的愿望也会是很强烈的。
4）红军部队依靠组织的传统。按照后来的某些说法，认为高敬亭是一个长期脱离党的领导、个人“坐大”的人，其实，这是一种后人对历史的片面理解。翻阅一下解放军组织沿革就知道，鄂豫皖苏区其实一直是很重视党组织建设的，当时，为游击战争需要，许多团都不设司令部机关，却优先设政治部机构，很少有一个团有参谋长而无政治处主任的情况（一段时间里红二方面军却有此类情况）。这反映出当时的红军部队是高度依赖于党组织的。这种观念，也使高强烈地希望得到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和指示。尽管高本人有许多缺点，很容易使人们以为他是一个容易脱离党组织的“山大王”，但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组织观念是很强的，即便在独立控制局面的时期，他也曾写信给中央，要求派人到鄂豫皖指导工作。而寻找红二十五军，则无疑应看作是高依靠组织思想的一个典型表现。
如此等等，导致了红二十八军当时会作出寻找红二十五军的决定，启动了那次鲜为人知的“小长征”。
二、为什么后来又决定留在鄂豫皖？
1）首先是军事形势的变化不允许成行。这一点，在老红军朱国栋的文章中说得很清楚。当红二十八军开始“小长征”到达河南泌阳时，在前有东北军几个师、后有一个战斗力很强的郑廷珍的独五旅（也属于原西北军部队，一度为梁冠英所部，后被蒋介石分化独立出去，郑本人与郝梦龄等属于抗战初期忻口大战中的国民党军的阵亡烈士）的夹逼下，一支仅有余人的部队，显然是难以通过一个几百里的平原地区的。当时若是硬要冒险，势必会面临全军覆没的危局。其余的可选择途径，都是红军所不熟悉的新区，到那里能否生存，毫无把握。这里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当时红二十八军没有电台，无法与红二十五军或者中央红军取得联系。这样一来，高敬亭唯一能选择的，就是回到自己和指战员们都很熟悉的鄂豫皖根据地。这是红二十八军“小长征”最终未能成行的最直接原因。
2）跨区作战使指战员独立坚持游击战争的自信心有了提高。经过了历时20余天、往返行程余里的跨区（因为当时部队实际上已很接近陕南了）行军作战，显示了这支“新”部队的出色战斗力，这使红二十八军指战员坚持大别山的自信心大为提高。途中的前、后榨子凹一战，即全歼河南省保安团余人，所缴获大量军实，使特务营全部换装。紧接着于四天之后，又全歼装备优良的一一二师的两个连，缴获马步枪余，机枪6挺。连战皆捷，以及部队装备在战斗中不断的进改善，使红二十八军指战员独立坚持游击战争的信心大为提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军事形势的变化，红二十八军与红二十五军一样，更加熟悉在不断运动中抓住机会速战速决的游击战，而不像当时有的部队，在逐渐习惯了大兵团作战后，对游击战反而适应性变差了。
3）高敬亭本人的“领袖”能力有所提高。高敬亭毕竟是一位富有经验的政治、军事领导，从年2月1日接到方永乐带来的鄂豫皖省委信件开始，到5月28日召开泌阳会议决定返回老区，经过了近4个月的锻炼和磨合，这使他迅速熟悉了自己所独立掌握的部队，也基本了解了当时鄂豫皖苏区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的概貌，“领袖”素质开始有了一个飞跃式的进步。他后来能迅速恢复鄂豫皖各地党组织，建立起正规军、地方武装和便衣队三结合的军事体系，建立起新的“游击根据地”，并很快总结经验，按照敌变我变的原则，决定新的作战方针，还起用了一批包括险些被“肃反”杀掉的干部（如林维先、梁从学、丁少卿等人），等等，都逐一展示出了他独当一面的“领袖”能力。正是他本人对于坚持大别山斗争的信心提高，才最终决定了全军的行动方针。
4）皖西红军对于大规模流动和改编有一定适应性。尽管红二十八军指战员最初对红二十五军离去有所不适，但是，从红四方面军到红二十五军时期，鄂豫皖红军曾多次进行这样那样的大规模流动和改编，红二十八军属于皖西红军，改编更是频繁，其中不少干部战士，甚至曾先后在红二十五、二十七、二十八军几个新编成的部队中干过，这就使得这支经历比较复杂的部队，能够比较快地习惯了需要根据形势变化而随机应变的游击战争规律。这样，该部队先离开后又返回大别山，也就不是一件太难适应的事了。
综上所述，可以这样说，是红二十八军或者说高敬亭本人自己，根据抵变我变的原则，最终决定了放弃那次“小长征”。
三、此次未能成行的“小长征”的积极意义
但凡后来者谈到长征，都是以其“成功而论英雄”的，而综观当时的历史，对于红二十八军的“小长征”，却要以“失败”（即不能完成“小长征”）去论英雄；而且，正是这样一个“好”的“失败”，最终影响又产生了其消极的一面。这就是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之处——它包含着太多的复杂的“历史戏剧性”。
我们先来谈放弃小长征的积极意义。
首先是坚持了大别山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最大根据地，特别是其俯瞰武汉、合肥、南京等华东和华中重镇，邻接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战略位置极其重要。能坚持这样一块根据地，可以说是“功莫大焉”。十余年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逐鹿中原，也证明了这一点。红二十八军能以不足人的正规军、地方武装、便衣队等各类部队，牵制了国民党多达60余个团、少亦有40个团的围剿部队，大大减轻了其它红军部队的压力，其原因，就在于这一战略空间的极大重要性。
其次是锻炼出了一支素质比较好的干部队伍，为抗战时期江北华中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由于独立坚持一个较大区域的游击战争三年之久，使红二十八军干部战士的素质有了新的提高。特别是一些中、高级干部，更锻炼了独当一面的军事、政治能力。像团副团长林维先，就独自曾带着一支余人的加强连，西过平汉路，进出于河南、湖北等一些重地，在不利条件下，或远程奔袭，或化装突击，不仅攻堡夺寨，还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展开了一场政治手段与军事手段相结合的“平原游击战”，策应了大别山部队的作战。林后来还因此被毛泽东赞誉为“游击专家”。还有如梁从学、詹化雨、黄仁庭、汪少川、邓少东、李世炎等，都在当时不同程度地锻炼了这种独当一面的能力，因此在后来的工作中都有上乘表现。如黄仁庭，就指挥了新四军第一次对日军作战，创造了毙日军20余人而己无一伤亡的好战绩。即便受到“高敬亭事件”的不小牵连，据粗略统计，红二十八军系统在“文革”前被授衔和晋衔的，还能有2名中将、20名少将，以及大量的解放军的军、师级干部。
再次是积累了主力转移后坚持游击战争的新经验。即令是在三年那样严酷的游击战争中，高敬亭还是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政治、军事方针，不断地改变战法，调整组织机构，使党组织和部队都更加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这里举一个例子，红二十八军与红二十五军一样，都有一个叫“手枪团”的特殊编制，为其它红军部队所没有，其人数大约在余人左右，但装备却十分精良，每人配马枪和驳克枪各一支，有还配有大刀，在战斗中，手枪团是一股强大的克敌制胜的战术突击力量。但在三年的敌军重重围剿中，要保持数百人如此精良的装备，按理说是极度困难的，而这支手枪团，却一直保持到了新四军四支队时期。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就在于红二十八军总结出了一条基本作战原则：“缴获不大不打”，还具体提出了“拖垮二十五路军，相机打十一路和东北军，向保安团要补给”的策略，显示出高度重视改善部队装备的策略意识，以此不断保持着对敌军的装备抗衡能力。四支队后来所以能在新四军各支队中成为装备最好的部队，秘诀就在于此。善于总结很实用的战术原则，这一点，在当时各红军部队中，红二十八军应该说是独具一格的。
最后是有效扩大了共产党对老根据地的影响力。红二十八军继承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的优良传统作风，以其出色的战斗力，有效的政治宣传，特别是良好的群众纪律，在大别山老百姓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据一些老人回忆，中野挺进大别山时，由于补给困难，不得已而一度扩大过军实征集的“打击”面，群众纪律于是也一度有所松弛，于是，就有人将之与高敬亭时期红军严格的群众纪律做过对比，尽管二者客观上有不可比性，但还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艰苦环境下红军的严明纪律，正因为如此，直到高敬亭死后多年，大别山老百姓都还把他称作一是条“龙”，足见其影响之强。
这里还要研究一个问题：假定“小长征”成行，可能会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当然，历史就是历史，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去做无端的“假设”；而且，由于前面说到的当时的军事形势，红二十八军可能完成“小长征”的概率极小。不过，不妨用这种“假设”去做一些对比分析，倒是可能让人们思考和理解一些重要历史现象。
假定红二十八军的“小长征”成行，那么，按其目标，最大的可能，就是与先期到达陕南的红二十五军汇合，这将为红二十五军增添了多人的新生力量。我们再假定那位个性很强的吴焕先不牺牲，再加上一位也是很有个性的高敬亭，那么，在后来红一、四方面军的矛盾中，一个“更强势”的红二十五军，其选择就未必是后来那样明确，这就可能会对局势产生一些难以逆料的影响。不妨设想，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红二十五军真的加入到与中央对抗中去，显然会是一种很消极的后果。
但是，这种可能性究竟会有多大，就还得考虑更多的因素。这里，人们首先不要忘记了还有一位能起主要影响的人物，就是当时红二十五军的实际最高领导，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有着黄埔生阅历，作为中央派员去该军工作的程子华。正是他带去中央的通知，使红二十五军实行了战略转移。他一直担任着军长职务，对红二十五军控制力显然不能低估。而以他的身份，是几乎不可能让红二十五军脱离中央领导的。（顺便说一句：研究程子华的论者，最应该注意的，其实还不在于他解放战争中任兵团级领导以及发现了董存瑞等，而是他对红二十五军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所产生的历史意义。）再有，就是该军还有郑位三这样一位威信高而党性原则又很强的老人，在已经与中央合兵的情况下，再指望郑这样的人去坚决拥护张国焘，也是一件极其难的事。所以，假设更“强势”的红二十五军对抗中央的可能性，不能说完全没有，但终归很小。
如果上述假设成立，就还有另一个问题：由于高敬亭在“小长征”前，只给鄂豫皖留下了徐诚基的团的不足人，加上几支很小的地方武装（人数至的独立团、游击师等），鄂豫皖苏区至多能像南方其它几支红军游击队一样，保留一支总数约几百人、零散于各地的小股部队。姑且不考虑这些部队能否生存发展，起码有一点就大有问题：就是后来的新四军能否编出一个“四支队”，在总数仅能有人左右情况下，新四军能编成个什么模样，甚至就都可能要两说了，因为正常情况下，不足万人的部队在国民党部队那里是很难编为一个军的。
所以综合起来看，假定“小长征”成行，其战略作用，远不能与前面提到的那四点积极意义相比。就此而言，红二十八军放弃“小长征”，无疑是一次正确的战略转变。这就是其成为“（小长征）失败英雄”的含义。
四、这一事件的负面影响
如果完全从政治策略的角度看，既然红二十八军放弃“小长征”是一次正确的选择，再言其“负面影响”，是否不妥？但这里毕竟不仅仅是在研讨政治策略，而是要从比较科学一点的角度去研究历史。从历史学的角度观察分析，我们又不能不承认任何历史事件的两面性。尽管上面分析了红二十八军放弃“小长征”的积极作用，但正是伴随着这一事件，又潜伏下了另一个有着重要历史影响的事件——后来对新四军发展相当不利的悲剧性的“高敬亭事件”。
根据种种资料分析判断，从选择了领导鄂豫皖敌后游击战争那一天起，高敬亭在勇敢地挑起重担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日益强烈的“领袖欲”。这里，不能不提多说几句“领袖人物”这一特殊历史现象。中国共产党，本来是有着“无产阶级铁的纪律”的一种政治组织，因此其最初是排斥那种组织分散、各据一方的“农民武装割据”的；而到了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农民战争这条道路之后，党内便出现了一个矛盾：纪律严明的组织与割据式武装的之间的冲突。中央苏区早期的“王佐、袁文才事件”，中期的“李明瑞事件”、“季振同、黄中岳事件”等，都多少折射出这种矛盾。像王、袁二人，都是红军创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功臣，应该说，他们自始至终都是忠诚的革命战士。但问题悲剧的一面在于，这些“山大王”出身、自己“拉杆子”起家的领导人，习惯了自行其是，其部下更是难以接受红军的严格纪律，于是他们又自觉不自觉地要维护自己的“团体利益”，因此与主力部队之间的矛盾和猜疑会滋生起来，个别的甚至越来越多，从而极其易于导致悲剧性后果。从现在的观点看，彭德怀等“主力部队”以武力除掉王、袁，肯定是一个重大错误，但如果从历史角度看，在当时情况下，可能也被看作是一种维护集中统一的“最不坏选择”。为了解决“集中”与“割据”之间的矛盾，对于每一个根据地来说，也就都非常需要一位善于将政治与军事结合得很好，从而能统一某一根据地原来分散局面的人物——这就是所谓的“领袖人物”。
在存在着多个根据地时，当然需要多个“领袖人物”，而到了需要进行各根据地组织统一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矛盾：各地的“领袖人物”与全局的“领袖人物”之间的矛盾，所以，改变“领袖多头”的局面，又成了一个新的课题。在真正实现全军统一领导之前，除了毛泽东之外，各根据地还有张国焘（四方面军）、沈泽民（红二十五军）、贺龙（二军团）、任弼时（六军团）、刘志丹（陕北）等一批“领袖人物”，经过长征这一特定历史过程，红军基本上完成了组织的统一，真正的“领袖人物”的就不多了：中央只有毛泽东，而分散在各地的，抗战初期大约只有项英和高敬亭这两位了。其中，项英代表着原中央苏区，南方游击队中的江南各部，原来基本上从属于中央苏区，所以基本上都接受项的领导；而高敬亭，则代表着原鄂豫皖苏区，因其规模最大而可以雄据一方。
历史，就这样给新四军留下了两个后来被证明起“过渡作用”的“领袖人物”，使他们之间理所当然地要发生许多矛盾甚至冲突。高与新四军军部的矛盾，尽管现在看来其他人比项英起了更直接、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些矛盾的原由也未必主要在高，但高本人的“领袖欲”，和项英代表中央苏区和名正言顺的新四军最高领导者的“领袖身份”，却无疑为四支队与军部的矛盾爆发，埋下了祸根。笔者从三十多年前开始就不断听到不少红二十八军老人说起高敬亭，据他们比较一致的评价，高是一个“有着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的人，换用今天的语言，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个人说了算”的人，而用比较学术性的说法，就是“领袖欲很强的人”。由于在三年时间里，高敬亭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率领一支有一定规模的正规部队孤悬一处，他必须、也一直在努力做着四件事：第一，经常召开干部会议，研究并提出军事政治的大政方针；第二，建设和领导着四个地委一级的党组织，为游击战争打好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指挥部队与数十倍于自己的敌军作战；第四，还要防范内部敌人，或者说“肃反”，尽管以今天眼光看“肃反”是一个很不好的东西，但在敌我矛盾尖锐、时有叛变者的时期，无此又是不可的。而所有这一切，都要由高敬亭个人，以很大的决心和最快的速度，去行使最终决定权。——而这，也就是所谓的“领袖权”了。不断行使着“领袖权”，一方面，使高所领导的鄂豫皖游击区成为南方各省中控制面积最大、武装力量最强的一个，可以支撑新四军的早期发展；另一方面，也使他有了骄傲甚至是拥兵自重的本钱，个人英雄主义也在膨胀式的发展，总想着要由自己单独控制一个区域的局面。如此，又怎能指望他与新四军军部不发生矛盾？
高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又免不了专横独断，甚至滥用权力，这就多少会使他脱离部下。“文革”前，红二十八军老战士在回忆起那段历史时，他们最津津乐道的，是“小（八十二师）师政委方永乐”，而不大愿意谈高敬亭。平心而论，论打仗，方永乐确实比高有办法，但就政治、军事综合素质而言，还是高敬亭要胜出一筹。老人们有意无意地“扬方而抑高”，其实是对高的一种潜意识的不满。记得年给高平反后，请一些老人写文章，笔者就亲耳听到一位老将军说：“一些人不大愿意写，是因为他们对高没有多少感情。”那些老人们对高领导的普遍感受是：感其威而未感其爱，感其尊而未感其情。这种“人心”因素，在事件发生过程中对高敬亭无疑有着某种不利的影响。
现在有一种论点，认为以高敬亭的能力，不仅不该杀他，而且还应该让他继续领导四支队甚至整个江北新四军，这样似乎可以更多地抵消后来皖南事变的影响。其实，这纯粹是后来者一种良好的主观愿望，几乎无可能。年4月18日（此距高被杀还有两个多月时间），中原局代理书记朱治理在向党中央和刘少奇的报告中，就提出了处理高的“上、中、三策”：上策是送到延安学习；中策是委任以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四支队交他人；而“与廖磊（安徽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部）谈高XX支队……以不执行省府命令，撤销高的职务为下策。”毛泽东后来与周骏鸣谈高的问题时，也只是说：“高敬亭不枪毙，送来延安学习，好不好？”并无倚重高的意思。这些事实，都隐含着一个意思：从中央到新四军，都已认为高不适合继续担任军队领导。实际上，在当时高与军部的矛盾下，要高继续领导四支队，可能性只有一种，就是有一位能在高与新四军军部之间“缓冲矛盾”的人，而中央早就派到四支队的郑位三，无论从资历、水平以及与高的历史渊源看，本来都是一位最合适的“缓冲矛盾”的人选，尚且被高排挤，其他人，就更无排解能力了。如此种种，最终导致了高的被错误处决。
由于高敬亭被错杀，使新四军在江北唯一的力量——四支队——内部一度出现了不小的混乱和问题，一批有独当一面能力的军政兼优的将领长期得不到重用，部队发展受到了抑制。这不仅对新四军是一次重大削弱，同时，由于高的被杀，减轻了项英的领导工作的压力（或者说少了“外部制约”），使他的“领袖欲”反倒有所膨胀，更加独断专行，这又为后来新四军军部内部的“叶项矛盾”，埋下了伏笔。而假设没有高敬亭放弃“小长征”，就没有了这样一位过渡型的领袖人物，上述种种当然也就不会发生了。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它要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沿循自己的轨迹曲折地前进，任何“假设”，都是没有意义的。
附录：
老红军朱国栋回忆红二十八军走过的“长征路”
（原文出处：麻城热线6年10月16日。本文有删节）
70多年前，红二十八军在政委高敬亭的领导下，联合地方革命武装，以不过余人的力量，粉碎了国民党反动军队数十万人的“清剿”，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使革命的红旗始终在大别山区高高飘扬。而红二十八军那段历经艰难，但未能走完的长征之路却鲜为人知。当时我在军政治部任宣传员，亲身经历了这一艰苦的历程。
在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先后长征之后，坚持鄂豫皖边区游击战争的红二十八军，长期同党中央和友邻部队失去联系，孤军奋战在大别山区。苏区遭到清剿，物资匮乏，兵源稀缺、伤病员医治困难，处境异常艰难。部队渴望与上级取得联系，当时只是在国民党的报纸上了解到敌人同徐海东部在陕南地区作战。于是，在年5月初，也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开始西征陕南找红二十五军。
西征之前，4月20日，我军在皖西岳西县桃岭伏击歼灭了长期跟踪追击我军的敌王牌二十五路军三十二师一九0团两个营，士气大振。军政委高敬亭审时度势，抓住时机，与在霍山县黄尾河相会的中共皖西特委会书记徐成基以及红八十二师首长等研究，确定了红二十八军实行战略转移去陕南找红二十五军，特委会及团留在皖西坚持斗争的任务方针。
5月9日拂晓，红二十八军从黄尾河镇悄然出发，经六安、合邱、固始等县向西北疾进。在固始县五尖山，遭到敌一0六师堵截，敌一九五旅尾追，敌九十六旅一九二团从右面围攻，我军乘夜幕突围，急行军到河南商城南面赤城县游击区，同中共赤城县委会和商北游击大队会合。
5月15日，我军进到商城北面三里坪，与堵截的敌人，河南省保安一团激战，全歼敌一个营，缴重机枪两挺，轻机枪三挺，步枪二百余支，子弹二万余发。随后部队进到罗山县杨万店，与阻击的敌人东北军一一二师六三六团激战，歼灭敌人第三营两个连，缴获轻机枪六挺，步枪二百余支，子弹万余发。在罗山县长岗乡白石山与中共鄂东北道委会及鄂东北独立团会合。军政委高敬亭向道委会领导同志传达了皖西黄尾河会议的决定，还将鄂东北独立团和特务营部队补充到红二十八军。这时红二十八军已达到0余人。
5月23日夜晚，我军从湖北礼山县杨平口附近顺利越过平汉铁路。突破了平汉铁路这道天然而重要的封锁线，打乱了敌人的清剿部署。越过铁路后，整整五天，我军先向鄂西应山县前进，后又转向北面，向豫西唐河、随县、桐柏、泌阳等地疾进。甩掉了敌二十五路军和独立五旅、敌骑六师和一0五师骑兵团、一二0师五0六团等数支部队的围追堵截。于5月28日晚，宿营在沁阳县东南五道岭西北一个大庙及周围村庄。
次日拂晓出发，准备通过泌阳至陕南地区的一道多里的大平原。前卫部队刚出山口就撞上敌人，还发现敌人来的方向大路上尘土飞扬。询问过路百姓，答是“奉”军（东北军原称奉军）。由于我们对那里口音“奉”、“红”分辨不清，误以为是红军，立即向师政委方永乐汇报。方政委认为不可能是红军，派出手枪团便衣侦察班深入敌后，迅速查明原来是敌东北军，从西安开过来五个师专门堵截我军的。
前有敌人五个师堵截，后有敌人二十五路军独立五旅跟踪追击，还按原来的路线西进陕南是不可能了。由于不熟悉河南、陕西地形和当地情况，又没有军用地图和熟悉豫陕地区地形的人，我们一时无法选择新的西进路线，盲目西进，将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为保存实力，军政委高敬亭等决定打回大别山，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5月29日傍晚，部队集合，宣布了新的行动方针。部队东返，经随县、过新玉皇顶、到桐柏山。在山高路陡的东麓桃花山分水岭，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痛击尾追的敌独立五旅，猛烈的炮火狠狠杀伤敌人。敌几次集中兵力妄图反扑，都被我打退，伤亡很大。灭敌余人，击伤余人，缴获轻机枪三挺，步枪二百余支。此后，我军迅速通过桐柏、唐河、枣阳、信阳等县。于6月9日从信阳广水镇以的北武胜关南面越过平汉铁路，进抵大别山的罗山县彭新店地区，同分别了一个多月的中共鄂东北道委会会合。军政委高敬亭应道委会的要求，留下数名军政干部，重建鄂东北独立团。大部队继续向皖西进发。6月13日，又遭到了驻扎在光山县和潢川县的东北军三个团的堵截。这一仗，歼灭了敌六二七团团部及两个营，大杀了东北军的士气。次日部队继续从经扶县出发进入到大别山腹地，经湖北麻城、罗田、英山和皖西霍山、潜山等县抵达太湖县店前河地区，与中共皖西特委书记徐成基率领的特委会及团会合。此时，不期而至的豫东南赤城县委书记石裕田同志率领的赤城县委会和二路游击师也游击行动到了店前河，三支部队胜利会师。
过平汉铁路后，经常要日夜兼程，行军打仗，连续走至里路，所到之处宣传革命，发动群众。尤其在平汉路西，有许多红军未曾到过的地区，宣传发动群众的效果很好，用红军的性质、任务、纪律等实际问题，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过去造谣污蔑说共产党、红军是红头发、绿眼睛，面貌狰狞可怕，共产共妻等无耻谎言。加上我们的实际行动，不打骂群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调戏妇女，买卖公平。每到一处，部队都要将驻地室内室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行动前挑满水缸，老乡逃走的，用了他的东西或吃了菜，就要把钱放在碗柜或灶台上等等严明的纪律，都教育启发感动了老百姓。老百姓异口同声地称赞说，“红军真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从来未见到过这样好的军队。”
这次半途而返的长征之路，未能达到寻找红二十五军，联系上级的目的，但部队受到一次很大的锻炼，扩大了红军的影响，为我军回师鄂豫皖边区，坚持大别山开展游击战争奠定了胜利基础。
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