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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键，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社会科学》杂志社社长、总编；主要从事大国关系和中国发展战略研究；出版了学术著作《中国软实力研究》《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资本的全球治理》《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的软实力发展战略》《俄罗斯转轨的制度经济学分析》等9部，合著1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世界经济与政治》《现代国际关系》《中国行政管理》《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民族》等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50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以及上海市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北斗办项目等10余项。近年来，先后到过二十多个国家讲学和访问。
摘要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落引发一系列的民族、宗教和地缘博弈问题，这就是所谓的“东方问题”，而克里米亚战争是“东方问题”一个具体时间段上的缩影。克里米亚战争导致了“欧洲协调”的终结，也意味着维也纳秩序的解体，从而引发了“东方问题”的欧洲化。但是，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随着俄国的失败，“东方问题”使得俄国更加聚焦于亚洲，从而对大清帝国的边疆安全产生直接的冲击，结果大清帝国在俄国的欺诈和恐吓之下割让了大片领土及其他战略利益。由此可见，克里米亚战争也促使了“东方问题”的“亚洲化”或“远东化”。奥斯曼土耳其的衰落在于其落后性，而俄国的失败则源于其腐朽性，但克里米亚战争却推进了俄罗斯的工业化进程，从而为俄国的军事扩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大清帝国最初并非是因经济的落后而失败，而是源于其保守与锁国政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夜郎自大和闭目塞听。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恰恰不是内部因素所致，而是外部力量所催生的社会演变的过程，但中国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关键词
东方问题；克里米亚战争；帝国博弈；大清帝国
从百年变局来审视大国成长之路，这无疑是理解当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最重要的视角。但“百年变局”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学术界对此是存在着不同看法的。一种观点认为，上个百年是指从年到年的历史，这个百年是从年到年的时段。所谓“百年大变局”是指，其一，时间节点上是新千年转换，前后衔接，而新千年转换期往往是大变局时期；其二，推动转换期大变局的是大事件，影响世界也影响中国。[1]另一种观点认为，“百年”二字有虚指的意思，国际战略思想界的“百年”分别有过年、年、年等等说法，完全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有的从资本主义革命算起（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有的从全球化算起（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有的从西方主导国际关系算起（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总之是彻头彻尾的“西方中心论”。学者们可以继续争论到底“几百年”才更贴切，但政治家往往抓大放小，从大处着眼。因此，“百年”既虚又实，虚实结合，既表明当下我们正在经历数百年未有之变局，也暗合中华民族正经历“百年屈辱”后的伟大复兴。[2]如果从后一种观点来理解“百年大变局”，那么我们会发现自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的国际关系史，世界的每一次重大变化都直接或间接地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从那时开始的第一个百年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工业革命。在工业革命之前，按照彭慕兰（KennethPomeranz）的观点，“年前后中国和日本的核心区域看来与西欧最先进的地区相同，精密复杂的农业、商业和非机械化工业，以相似的、可以证明甚至是更充分实现了的方式结合在一起”。[3]工业革命改变了东西方的实力结构，从此东方就逐渐被西方超越，西方也借助资本的力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拿破仑帝国失败以后确立的维也纳体系，虽然建立了“欧洲和平”，但这种和平，一方面是因为欧洲能够把欧洲与欧洲之外的冲突隔离开来；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沙俄与英国的博弈之下，维也纳和会有意回避近东问题。近东问题存在着两种非常突出的现象，一种现象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衰落的迹象十分明显，另一种现象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西部边缘巴尔干地区的民族主义思潮恰恰是引发俄罗斯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更大规模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英国、法国对巴尔干地区的介入，最终使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成为维也纳体系中的潜在成员，也就使得“东方问题”欧洲化。另外，克里米亚战争虽然以英国、法国和土耳其的胜利告终，但并没有摧毁俄罗斯的核心力量，也不能表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能够摆脱衰落的境地和重新崛起的可能。其结果是，一方面，战争促使沙皇俄国实现战略东向；另一方面，如果把“东方问题”作为一种帝国崩溃的现象来看待的话，那么克里米亚战争以后沙俄的战略东向使得大清帝国的国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从这一点来看，克里米亚战争导致了“东方问题”的远东化。从盛世中华到帝国崩溃也不过两百年的历史，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当今“百年变局”之下，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战略机遇，更要看到历史上的世界大变局之下，中华帝国崩溃的历史悲剧，从而抓住机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东方问题”的实质
关于“东方问题”的研究，国内研究不多见，大致存在着两方面的进路。一方面是解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献。—年间，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就克里米亚战争发表了上百篇评论，这些文章多涉及“东方问题”，但国内学术界即便是对这些文献的研究也较为有限，在有限的研究中，的确可以领悟到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问题”的历史视野和战略远见。马克思曾经指出“东方问题”实际上就是“土耳其问题”，而“土耳其问题”就是即将崩溃的土耳其内部面临着希腊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等基督教徒的反抗起义，外部面临着强大的法国、沙俄的威胁。“每当革命风暴暂时平息的时候，一个老是出现的问题必定要冒出来，这就是永远解决不了的‘东方问题’”。[1]所谓的东方问题，实质上是欧洲列强为争夺昔日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封建神权大帝国——奥斯曼帝国及其属国的领土和权益所引起的一系列国际问题。[2]实际上，国际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是非常丰富的，而且随着学者对历史材料的不断挖掘，一些新的看法和观点也不断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