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是座有多年的古老城市，它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纯朴的民风、浓酽的饮食。地处汉水中游，中原腹地，属北亚热带（北温带）季风气候，具有南北过渡型的特征。在地理位置上，它北通京洛，南遮湖广，东瞰吴越，西带秦蜀，为沟通南北的交通要道，素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美称，历为兵家必争之地。
由于它悠久的历史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襄阳的饮食文化底蕴十分深厚。主要表现是“民风纯朴、食风古朴”，具有很大的兼容性，南菜北点，在这里兼收并蓄，相融聚汇，并根据襄阳人的口味而加以改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逐步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地方风味特色。归纳起来有四个特点：
1、咸香微辣，原汁原味是其口味特点；
2、焖、煨、烧、“靠”,注重火功是其质地要领；（火字旁加靠，读音：靠）
3、善烹六畜，巧做鱼鲜是其烹技神韵；
4、讲究形整，彰显大器是其食风灵魂。
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物产资源，为襄阳菜提供了充足的烹饪原材料
襄阳位于湖北省西北部，居汉水中游，地处东径°45′~°43′，北纬31°14′~32°37′。属典型的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具有南北过渡型的特征，年平均气温15—16℃，年均降雨量为~毫米，无霜期为~天。这里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空气湿润，水源充足，山林茂盛，土地肥沃，人民勤奋，农耕发达，物产丰饶。盛产：马、牛、羊、猪、狗、兔、鸡、鸭、鹅、稻、麦、黍、瓜、果、蔬、豆、芋、薯、鱼、虾、鳖、蛙、龟、螺、鹑、鸠、雀、獐、狸、獾、菌、耳、笋等，使人们的食物组成较为齐全，生活膳食花样繁多。《汉书·地理志》载：“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或火耕地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蔬蠃蛤，食物常足。”这为厨师提供了丰富的烹饪原材料，也为荆襄菜的演化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特别是“文景之治”后，建立起了全国范围的商业网络，“七省通衢”的荆襄之地，深得其利。到了三国时期，便有“荆扬户口半天下”之说。如此众多的人口（尤其是流动人口）对饮食业的兴盛无疑有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汉魏六朝时期，荆襄一带采用了许多发展农业的措施，像镇守襄阳的杜预，修复六门堰，灌田50余万亩；汉南太守王宠，在宜城开凿木里沟，引鄢水灌田7万亩，还建白起渠，灌田30万亩；南朝宋文帝时期的张邰，又在襄阳筑长围，创田数十万亩。再加上在荆州、夏口、新蔡（今黄梅）、襄阳大规模屯田（包括军屯和民屯），在丘陵地带开垦众多的“蛮田”（即梯田），扩大了耕地。这样富甲天下的荆襄，便成为稻米、蔬果、牲猪、鱼鲜的主要产区和集散之地，不但烹调原料自给有余，还大量充作军粮。（参见《资治通鉴》一百一十九卷）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由物产所定，就形成了产什么，吃什么，吃得久了，就形成了当地人们普遍接受的食物口味，形成了地方饮食品种，并逐步形成襄阳特有的饮食风味特色，成为了湖北菜系的北方菜。
悠久的历史文化，绵延的乡风民俗，为襄阳古朴食风的形成与延续提供了人文传承
襄阳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天下之重镇，建城多年来，一直为郡、道、州、府治所驻地，是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汉晋以来，代为重镇”。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指出：“湖广之形势，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此说足见襄阳城战略地位之重要。
襄阳历史旷古，一直是人类繁衍生息之地，所辖枣阳市鹿头镇3公里处武庄村南挖掘出土的距今多年的“雕龙碑新石器时代原始民族公社聚落遗址”古人类生产工具，生活用器具数千件，更能说明襄阳地区历史悠久和文化源远流长。宜城作为楚国故都、宋玉故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成为楚文化的发祥地，《楚辞?大招》、《楚辞?招魂》中罗列的许多菜单，佐证了襄阳深厚的饮食文化底蕴。
《黄帝内经》是一部最早的医学专著，书中所述“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的营养卫生的理论，充分阐明了人们的饮食要合理搭配，荤素结合，才能使营养平衡，达到养生健体，延年益寿的作用。
襄阳菜从主料的选择，到辅料的组合，都十分讲究鲜陈搭配、荤素搭配、菜点搭配、菜酒搭配。此种配伍，秉承古风，延续至今。
在古代，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我们的祖先发明了许多食品保管的方法，食品储藏保管方法也较为原始。这些方法至今仍在使用，是祖先留下的饮食文明的宝贵遗产，并由此形成了襄阳饮食的独特风格。如南漳、保康、谷城、宜城等地世代沿袭运用脱水、燥藏、脯腊、风藏、熏炙、烘焙、缸封、泥封及调味品的腌渍。用这些传统的、古老的方法，生产出大量的动物性、植物性烹饪原料。如：腊肉、腊蹄、腊排、风鱼、风羊、风鸡、风鹅、香菌、木耳、黄花菜、霉干菜、干扁豆、干豇豆、竹笋、豆豉、腐乳及享誉全国的“襄阳大头菜”。
以上这些干制原料的加工并储藏，为菜点增加了很多主料品种，甚至成为某些山区长年食用的食品。这些陈货经历代襄阳人民筛选，巧妙地与鲜货原料配在一起烹制，荤素搭配，营养互补，相得益彰，更加突出原汁原味，更具浓郁地方特色。如：香菇炖土鸡、干笋烧五花肉、霉干菜扣肉、腊蹄煨萝卜（窝笋、藕）、腊排骨鱼头、银杏炒鱼丁、腊肉烧鳝鱼（桥、段、片）、板栗烧仔鸡、大头菜焖肉、大头菜煨蹄膀、马齿苋蒸肉以及酥炸倒扣菜系列、粉蒸菜系列、凉拌冷荤菜系列。
传统的襄阳菜肴、美味的襄阳小吃、脍炙人口的饮食品种，养育着世世代代的襄阳人民，让人们齿颊留香，大快朵颐。
悠久的历史，孕育了襄阳灿烂的饮食文化，也传承了数以千年的饮食品种。由于襄阳独特的地理位置、地处南北过渡带，自古以来，多北方移民。从东汉末年到刘宋初年，先后五次有数十万关中、巴蜀、淮北、三辅的流民相继迁入荆襄；同时也有大批“蛮族”（主要是洞庭湖西的槃湖蛮和川东、鄂西的禀君蛮）出山，汇集江汉平原和荆襄一带。这不仅充实了荆襄一带的劳动力，还带来了许多地区的烹调技术和菜式，为荆襄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蓝本。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西晋“永嘉”之乱，大量西北流民涌入襄阳，以至移民多于土著。由此河南、山西、陕西的北方面食被移民携带过来，在襄阳流传，并逐步本土化。所以，襄阳的面点小吃多受北方影响。经过数千年的演变、传承，逐步形成了襄阳的地方小吃特色。如：襄阳黄酒、樊城拨刀、马悦珍锅盔、白家饺子、羊肉胡薄、羊肉馅饼、糊汤粉、糊辣汤、窝子面、酸辣面、清汤、肉合、萝卜炸馍、牛肉面、牛杂碎面（汤）、硬面锅盔、油茶、金刚酥、千层酥、高庄馍、甑糕、状元糕、三鲜片汤、酸浆面、油酥饼、酥蚕豆、酥红薯丁、缠丝饼等花色烧饼系列品种。至今仍是襄阳饮食市场上的主流，长盛不衰，养育着世世代代的襄阳人民。
襄阳的面点小吃，还有着干稀搭配的风味特色。如甜酒配油条（油馍筋）、糊辣汤配烧饼、煨汤配馅饼、牛杂碎汤配锅奎馍、黄酒配卤菜、酸浆面配灌汤包、窝子面配水煎包、酸辣面配生煎包、清汤配肉合等多个搭配系列。组合科学，配伍巧妙，实为合理营养，平衡膳食的有机结合。
由于襄阳地处汉水中游，古时，人们逐水草而栖息，襄阳逐步成为人们休养生息的集居地。汉魏六朝时期，荆襄一带城市飞速发展，古荆襄“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三国志?诸葛亮传》），成为全国十大商业都会之一，位列南方五郡之首。《南齐书》称：“江左大镇，莫过荆扬”。尤其是南北朝时期，襄阳既是北方流民的聚居地，又是南北互市的场所。由于“四方凑会，故益多衣冠之绪”。因河西走廊堵塞，由中亚、西域至南朝首都建康的往来，就多由长江水道上下，使荆襄成为重要的国际交通要道。（参见唐长儒《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所以“胡食”与“汉食”也在此交汇，中外饮食融汇初见端倪。至明代，襄阳已成为与全国四大名镇齐名之商贾重镇，成为鄂、豫、川、陕土特产和重要的物资集散地。
明清后，部分省商务会馆相继在襄阳建立，至清末，先后有鄂、川、豫、赣、陕、晋、皖、湘、苏、浙、闽等十一个省在这里建有十九个商业行帮会馆。这对襄阳菜的形成和演变影响很大，特别是安徽菜、江苏菜（又叫夏江菜）的影响最大。具有百年老店之誉的大华酒楼，其创始人曹大伦即从师徽帮名师苏福田。所以襄阳菜除本地菜外，南菜对襄阳的影响很大。年6月，著名作家梁斌，曾任襄阳地区行署首任宣传部长，著有《红旗谱》一书。他撰文回顾建国初期的大华餐馆时写道：“年，北京的传统菜馆全聚德、东来顺、砂锅居……是经得起考验的。直至六十年代，四川馆子、江西馆子、山西馆子、鸿宾楼……四面八方的传统食品齐聚京华，可云一时之盛，但是吃来吃去，还是忘不了襄阳市的大华餐馆。”该店的烧杂烩、夹沙肉、滑鱼片、糖醋鱼片、锅贴鱼、烧方鱼、脆花肉、面筋肉茸、两色对子鸡、滑三丝、糊腰羹、蛋酿肉、鸡蛋烘蹄子、酥鲫鱼、糖醋白菜、桂花红薯饼、酥炸倒扣碗子席等美味佳肴，仍然留在老一代襄阳人的美好记忆里。
近代，抗日战争时期，川军毛营长驻镇襄阳，使川菜、川味流入襄阳，自此，以麻辣味为代表的川菜、川味也逐步影响了襄阳人的口味，直至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涌动着粤菜北上、川菜南下的波涛，使襄阳菜咸香微辣，原汁原味的口味特色更加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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