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践行“柔治天下”的承诺。建武十七年（公元42年）冬天，刘秀回到家乡枣阳，大宴乡亲。其婶娘们在酒后开玩笑说，文叔（刘秀字）小时候谨厚诚实，正直温和，想不到今天竟能这样！刘秀笑着说：“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采取温和柔抚的办法）。”
光武中兴话刘秀
图文丨赵正鹏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是襄阳市枣阳人，汉高祖刘邦的第九世孙。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后，制定并落实了“以人为本、柔治天下”的执政方略，励精图治，勤于政务，秉公崇法，以身作则，开创了“光武中兴”的伟大事业，延续了大汉王朝年。刘秀作为史学界公认的“十大名君”之一，不仅对推动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其柔治天下的执政理念，乐此不疲的勤政作风，尊崇法度的严肃精神，厉行节约的严格要求，以身作则的廉政意识，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资政财富。
枣阳市光武祠
仁政：以人为贵，柔治天下
西汉末年，社会矛盾已十分尖锐。王莽新朝时期，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的对立进一步加剧，最后直接导致了赤眉、绿林等起义军揭竿而起，天下大乱。作为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敏锐地认识到人民大众对统治者的极端重要性，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努力贯彻“以人为贵”的执政方针，从而夯实了东汉王朝的执政基础，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在治理天下的理念上，刘秀秉持“以人为贵”的理念。东汉王朝建立之初，刘秀就向全国下达诏令：“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明确地告知各级官员，管理国家必须依靠平民百姓，因为天地之间的生灵，人是最宝贵的，杀害奴婢，也要按《汉律》治罪，不得减免。在0年前的汉朝，虽然从总体上看，社会形态已从奴隶制度过渡到封建制度，但买卖和随意杀害奴婢、战俘的现象还十分普遍，而且在法理和社会心理上得到普遍认同。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刘秀确立这一治理天下的理念，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识。而努力落实这一理念，则是刘秀亲民爱民情怀的集中体现，是东汉封建政权对奴隶制度的扬弃，更是刘秀执政文化的巨大进步。
在具体措施上，刘秀践行“柔治天下”的承诺。建武十七年（公元42年）冬天，刘秀回到家乡枣阳，大宴乡亲。其婶娘们在酒后开玩笑说，文叔（刘秀字）小时候谨厚诚实，正直温和，想不到今天竟能这样！刘秀笑着说：“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采取温和柔抚的办法）。”在管理国家的过程中，刘秀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措施，落实“以柔治国”的执政方略。
一是税赋制度上，改十税一为三十税一，极大地减轻了农民负担，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建武六年）诏曰：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
——《资治通鉴·世祖光武皇帝》“三十税一”的政策，在东汉之前，只有西汉鼎盛时期的“文景之治”时提出并部分实施过。刘秀采取让部分军队屯田种地的办法，增加国家粮食储备和财政收入，千方百计为减轻农民税赋创造条件。在全国统一战争尚在进行，国家百废待兴、中央财政急需收入的情况下，刘秀实施这一政策，展示了他“以柔治国”的决心和信心。
二是法律制度上，先后9次下诏解放奴婢，尽展仁政之举。刘秀还针对当时“狱多冤人，用刑深刻”的情况，连续诏令各地大批释放囚徒。秦和西汉时期，囚徒要罚为奴隶。刘秀明令“见徒免为庶人”，不允许再把罪犯罚作奴隶。大量奴婢、战俘和囚徒被宽宥为平民，不仅大大增加了劳动力，而且让被宽恕的人感受到“皇恩浩荡”，从而感恩戴德，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为东汉初期的蓬勃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
三是土地制度上，度田核亩，清查户口，抑制土地兼并，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度田，就是检查核实占有土地的面积，同时核查人口、户数，依照核实的田亩和人、户数量征交田税和口赋（人头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刘秀下诏度田，并在其后处死了十几个破坏度田的官员，巩固了度田的成果。实施这一政策虽然并不彻底，但让多占田地和拥有众多奴婢的豪强地主多交税，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豪强地主对土地的疯狂兼并，保护了自耕农的土地权益；同时公平了税赋负担，增加了国家收入，为农民减负和国家建设提供了强大的财力支撑。
在社会管理上，刘秀奉行公平、公正的执政方针。
一是优抚弱势群体。刘秀多次下诏，对鳏、寡、孤及残疾人给予社会优抚。如建武六年（公元31年），刘秀诏告全国：“往岁水旱蝗虫为灾，谷价腾跃，人用困乏。朕惟百姓无以自赡，恻然愍之。其命郡国有谷者，给禀高年、鳏、寡、孤、独及笃癃、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抚，无令失职。”意思是说，去年遭受水灾、旱灾、蝗灾，谷价飞涨，民用物品缺乏。朕考虑到百姓没有什么养活自己，忧伤而怜悯他们。现在命令郡国存有粮食的，将粮食分给老人、鳏寡孤独的人和残疾人以及无家可归贫困不能生存的人。遵照汉律办理，二千石官员要尽力加紧安抚百姓，不能失职。刘秀采取这些措施，既在经济上救助了社会弱势群体，减少了贫富差距，又在政治上体现了政府的公平，缓解了社会对立，降低了统治风险。
二是赈济受灾民众。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7年），发生大地震，南阳郡（其中包括今襄阳市一带）尤其严重。刘秀采取了多种办法，全力救济灾区民众。
第一，下诏罪己，承担责任，告慰百姓。刘秀下诏说，大地是承受物体之重平稳不动的。现在发生了地震，罪在君王。认为是自己没有做到“有德”，而让灾祸降临到吏民身上。以当时的科技水平，人们还不能正确认识地震发生的原因。作为帝王，刘秀能够自责自醒，虽然有迷信的成分，但也反映了他爱惜百姓的思想上的自觉。
第二，全力搜寻幸存者和死者遗体。由官府出钱雇人，在地震灾区全力搜寻可能的幸存者。对被压在断壁残垣之下、而家人体弱不能收拾者，由官府雇人寻找死去的人。
第三，减免灾区税赋。命令南阳郡不再交纳当年的田租和柴草。对灾区内那些应交人头税和拖欠田租而房屋遭到严重损坏的人家，不再收取税赋和田租。
第四，拨出专款，安葬地震中的死难者。“赐郡中居人压死者棺钱，人三千。”
第五，宽法减刑，赦免罪犯。朝廷专门派出官员，到灾区实地视察核实，对在地震前判处死刑但尚未执行的囚犯，减死罪一等；对灾区其他服刑的囚徒，都要解除脚镣，允许他们穿上丝絮衣服（当时法律规定，为防止逃跑等，囚徒只能穿短裤）。
刘秀这一系列的救灾赈民的措施，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灾区民众的痛苦，防止和避免了可能因灾而生的民怨民恨，争取了民心，稳定了自己的统治。
枣阳市白水寺
勤政：勤于政事，乐此不疲
勤政，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对封建君王评价的重要标准之一。而刘秀，也是封建帝王中勤政敬业的楷模。
东汉王朝建立后，刘秀勤于政事，日夜操劳。“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议论经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见光武帝勤劳不怠、夜以继日，十分担心他累坏了身体，于是劝谏刘秀说：“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愿颐爱精神，优游自宁。”提醒刘秀注意休息，爱惜身体。刘秀则不以为然，回答说：“我自乐此，不为疲也（见《后汉书·光武帝纪》）。”这就是成语“乐此不疲”的出处。
史书上还记载了大量刘秀勤政的故事，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每遇大的战事，必身先士卒，“御驾亲征”。这里举例如下：
建武二年（公元26年），“帝自将征五校。丙辰，幸内黄，大破五校于羛阳，降之。”
建武三年（公元27年），正月，赤眉军“余众南向宜阳，帝自将征之。甲辰，亲勒六军，大陈戎马。赤眉望见震怖，遣使乞降。”
建武三年三月，“帝自将征邓奉，幸堵阳，夏四月，大破邓奉于小长安，斩之。”
建武四年（公元28年）十一月，刘秀亲临家乡襄阳，指挥建义大将军朱祐率二将军围攻盘踞在黎丘（今襄州鹿门山一带）的秦丰。
建武八年（公元32年）正月，“帝自征嚣”（隗嚣，割据甘肃一带的叛将）。
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帝自将征公孙述，大破之。”
巡视各地，体察民情。如建武二年二月，光武“驾临修武县”；建武三年二月，光武“驾临怀县”；建武四年四月，光武“驾临邺城”；建武四年八月，光武“驾临寿春县”，十一月“驾临宛城”；建武五年七月，光武“驾临沛县”；建武六年四月，光武“幸长安”；建武八年八月，“帝自上邽晨夜东驰”。可见，光武几乎年年到各地巡察，有时甚至一年数次。在当时的道路简陋、车驾落后的条件下，其风尘仆仆、鞍马劳顿的辛苦可想而知。
坚持朝会，从不懈怠。光武按照汉朝规制，除外出巡视外，坚持按时朝会，与文臣武将共商国是。“数引公卿郎将，列于禁坐，广求民瘼，观纳风谣。”也就是多次招来大臣们，坐在御前，广泛地了解民间疾苦，收集阅读反映风土民情的民歌民谣。而且每次朝会，总是把工作量安排得很满，“日仄乃罢”（太阳落山才休息）。
选贤任能，鼓励勤政。刘秀在自己身体力行的同时，还任用了一大批勤于政务、政绩卓著的官吏。如他选用的大司徒（相当于丞相）邓禹、伏湛和大臣李通、宋弘以及南阳太守杜诗、渔阳太守张堪、桂阳太守卫飒、九真太守任延等等，都勤政爱民，兢兢业业。
南阳郡太守杜诗带领民众“造作水排，百姓便之”。水排是一种用水力驱动鼓风机的工具，用作冶炼铜铁，铸造农具，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杜诗还带领民众“修治陂池，广拓田地”。老百姓称赞他说，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召父是指西汉时南阳太守召信臣，在位期间，为民兴利，深得人民拥护）。
渔阳郡太守张堪，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百姓颂扬他说：“桑无附枝，麦穗两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麦穗两岐”是指一麦长出两个穗子来，比喻五谷丰登的丰收景象。这段话演变为两个成语，“麦穗两岐”和“乐不可支”，被后人经常使用。
桂阳郡太守卫飒，“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在位十年，把桂阳郡治理得有条有理。
九真郡相当于今天的越南中部河内、清化一带。郡太守任延针对九真人“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每致困乏”的实际，命令铸造耕田的农具，教民众开垦荒地，广种粮食，在全郡实现了“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
固始侯李通，是刘秀的妹夫。封侯时，刘秀下诏勉励他说：“予欲善其终，必先固其始。”河南省固始县的名称就由此而来。李通不负刘秀的厚望，带兵打仗，屡立战功；还军屯田，成效卓著；老年“素有消疾”（身患糖尿病），仍“忘身奉主”，真正做到了善始善终。
这些能臣贤吏，以其突出的政绩，报答了刘秀对他们的重视与重用；也以其勤于政务的具体行动，拉近了官民之间的距离，巩固了“光武中兴”的群众基础。
刘秀墓远眺
廉政：厉行节约，秉公崇法
刘秀深知，国家法度是其执政兴国的保障，必须注重以国法维护皇权；同时，他也深知，只有帝王“上正”，才能带动臣子“下立”，才能以上率下，上行下效。在“家天下”、帝王“一言九鼎”的背景下，刘秀以其身体力行，树立了勤俭廉洁、秉公崇法的典范。
善于纳谏，知错即改。
弘当宴见，御坐新屏风，图画列女，帝数顾视之。弘正容言曰：“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帝即为彻之。笑谓弘曰：“闻义则服，可乎？”对曰：“陛下进德，臣不胜其喜。”
——《后汉书·宋弘列传》
以上文字，说的是刘秀纳谏的故事，刘秀与大臣宋弘见面时，不断回头看屏风上画的美女图。宋弘态度严肃地说：“没有见过喜好道德像喜爱美色的人！”刘秀立即接受批评，把屏风撤了，笑着对宋弘说：“听到正确的话，立即照着办，你看可以吗？”宋弘答道：“皇上这样增进道德修养，臣子我真是非常高兴呀。”对于帝王来说，爱听“郑乐”，也就像现在人们喜好流行音乐；见了美女多看几眼，也多属爱美之心，应该算是“小节”。但宋弘却毫不客气地当面指出，而且出言不逊，不给刘秀留面子。而刘秀居然也大肚能容，不仅不恼不怒，还笑着“为彻之”。这充分体现了一代名君从善如流的帝王胸怀，体现了刘秀知错即改、严于律己的高尚情操。
厉行节约，率先垂范。平民出身的刘秀，虽然当了皇帝，仍不忘勤俭，而且从自己做起，带头厉行节约，反对奢侈。
个人消费从俭。据《后汉书》记载，刘秀“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乐，手不执珠玉之玩”。是说刘秀身穿粗布衣服，不穿华丽服饰，不听靡靡之音，不以珠玉为玩赏之物。国外献来名马，日行千里，献来宝剑，价值百金，刘秀下令将名马用来驾鼓车，把宝剑赐给军队的骑士。在刘秀的带动下，以至于当时“勤约之风，行于上下”。
严禁地方进贡。刘秀下诏严禁地方向中央政府“进贡”，要求“异味不得有所献御”（异常的美味不得进献给朝廷）。他认为，向朝廷进献美味，不仅白白浪费饲养费用，还要在运输过程中干扰沿途官民，劳民伤财。因此，严令“太官勿复受”（不再接受）。
东汉以前，皇帝接受各郡、封国以至于高丽、南越、倭奴等属国的进贡，已成定制和惯例。刘秀勇于打破陈规，从自己做起，厉行节俭，不能不说是一种为国为民的大气魄。
大幅度精简后宫。民间传说皇帝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其实这绝非笑谈。据史书记载，许多朝代后宫规模已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如《旧唐书·食货志》记载：（汉武帝）上讨戎夷，内兴宫室，后宫达到数万人之多。据《后汉书·皇后纪》记载：“自武元之后，世增淫费，乃至掖庭三千，增及十四。”西汉武帝、元帝之后，后宫嫔妃达到三千人，其等级多达十四级。历史学家潘国基先生在其所著的《秦汉史话》中说：“西汉成帝以好色闻名，生活极其糜烂。当时皇室随汉武帝旧制，后宫女子不计其数。”
刘秀执政之后，深感后宫嫔妃制度积弊甚多，尤其是奢靡之风必须着力改除。“及光武中兴，斫雕为朴，六宫称号，唯皇后、贵人。贵人金印紫绶，奉不过粟数十斛。”（见《后汉书·皇后纪第十上》）刘秀从减人、减级、减薪为突破口，大幅度减少后宫人数和层级，大幅度削减后宫开支，为后世封建执政者带了个好头。
大力倡导薄葬风俗。刘秀还把厉行节约用到了自己的丧葬上，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全社会倡导薄葬之风。公元58年2月，刘秀病逝于洛阳，留下遗诏说：“朕无益百姓，（其丧葬）务从约省。刺史、二千石长吏皆无离城郭，无遣吏及因邮奏。”不仅严令州、郡等高级官员不得离开城郭到京城奔丧吊唁，而且连通过驿站以奏章方式“发个唁电”也不允许。“务从约省”，几近苛刻。时至今日，刘秀的坟墓还矗立在河南洛阳孟津小浪底附近，像一个伟人静静地躺着，历经近0年仍完好无损，究其原因，可能就是这位薄葬自己的名君感动了后人吧。
尊崇法律，不徇私情。据《资治通鉴》记载，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的奴仆杀人犯罪，被洛阳令董宣抓住当场处决。湖阳公主向刘秀状告董宣，刘秀不仅没有治董宣的罪，还重赏董宣，“赐钱三十万”。从此，中国历史上就有了一个护法的形象代言人“铁脖子董宣”。但是应该说，在家天下的封建王朝，只有刘秀这样尊崇法律的清明皇帝，才会有董宣这样严于执法、敢于护法的“铁脖子”。
及良病，上临视之，问所欲言，良曰：“素与李子春厚，今犯罪，怀令赵憙欲杀之，愿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良无复言。
——《资治通鉴·世祖光武皇帝》
这段话说的是刘秀的叔父刘良病重，刘秀前去看望，当刘秀问叔叔有何要求时，刘良说自己与怀县李子春关系很好，现在李子春犯了罪，怀县县令赵憙要杀他，要求刘秀看在自己的面子上放了李子春。刘秀却说怀县县令执行法律，不能叫他枉法，更何况李子春已经做了犯法的事。一句话，说得“良无复言”。
这里有一个背景，据《后汉书》记载，刘秀“九岁而孤，寄于叔父良”，也就是说，刘良不仅是刘秀的亲叔父，而且是抚养刘秀长大成人的准父亲。刘秀对刘良临终之前的唯一要求没有满足，彰显了他尊崇法度的严肃认真，更展示了他不徇私情的高风亮节。
东汉王朝在刘秀的“正确领导”下，实现了“光武中兴”：铁制农具、兵器得到推广，生产力水平有了质的飞跃；隶书代替篆书，文字更加好认、好写、好记，许慎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文化教育得到普及；张衡的地动仪、浑天仪等制造成功，后来又出现了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蔡伦造纸，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政治清明，边境安宁，匈奴、倭奴等“四夷宾服”；国家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国力大为增强。所有这些，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都应与刘秀在东汉初期推行仁政、勤政、廉政有着直接的关系。
古为今用。刘秀作为封建帝王，尽管是一代名君，与我们奉行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共产党人，政治上也是不可比的。但在执政文化上，刘秀所身体力行的执政兴国、善政为民的措施，无疑是我们今天应该认真借鉴和传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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